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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和大家交流，主要出于以下的原因：

其一、董事长一直在研究我们的教育文化，并且付诸积极的实践。我们从2020年6月19日到2021年6月19日进行的综合改革，我打算把它命名作“庚辛改革”，其实，目标就是要通过这些改革建构我们自己的优质的教育文化。

其二、世界上的许多大学往往因为开创者奠定的大学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精神与教育文化，不论后来如何地发展、变化，其巨大的影响都一直存在。

大学精神、教育文化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开创者的精神融入到这个学校的文化之中后，一直在后人的继承与变革中存在。

其三、现在大学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公办大学在争优先权，民办大学在争生存权。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竞争还会延续。而在民办大学来说，如果不研究自己的办学，不在科学的目标引领之下，采取理性的发展策略，就很有可能在大浪淘沙之中消失，这是必然趋势。

我们是民办大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开创过程，今后要如何发展，也必须有睿智的长远眼光和强烈的的危机意识，因而，研究教育的大趋势，研究我们自身，特别是研究董事长提出的教育文化问题，便有特别的意义。

不过今天还不完全是直接研究我们的自身，而是先从“大学开创者、大学精神与教育文化”说起。

这种教育状态可以有明确的表述，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力量和气息的体现。

我们希望建构的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文化，或者卓越的教育文化，这种文化的意义非常重大，具备了这样的文化状态，才可能具备强大而持久的发展动能，而这样的教育文化往往与学校开创者奠定的基础密切相关。

虽然我们国家缺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卓越的教育家，但是，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优秀教育家的名单。有一个纪录片叫《先生》，记录了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胡适、蔡元培十位先生的人生，十位中其中有6位都曾经是大学校长，他们对中国大学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最近看到的《觉醒年代》，就塑造了蔡元培与胡适的生动形象。

而这六个校长里头，正像陈平原先生所说：“民国年间最值得尊敬的大学，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辅仁，而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何为》第123页）

我以为，还有一个是陈嘉庚。陈嘉庚没有当过校长，但他一直是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开创者和校主。

我想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讲述，而且是以仰望的心情来讲述，看看对于我们建设教育文化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来到集美21年，我曾无数次地去过鳌园，每一次都会非常感动。我不仅在他创办的集美大学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集美大学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现在还在为他作着某种努力，而且曾经在他出生的大社村和安息的鳌园旁边住过四年的时间。我也研究了不少关于陈嘉庚的资料，包括他写的《南侨回忆录》《新中国观感集》等等，特别是保存于集美学校委员会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集美周刊》，发表过关于陈嘉庚的文章，创作过关于陈嘉庚的诗《永远的凝望》，还向政府提交过关于陈嘉庚与集美学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今天仍然以激动的心情来讲述他。

而张伯苓，以前看他的资料不多，这次才研究了一大堆关于他的资料，也同样地为他而感动。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天津南开大学看两个地方：一个是张伯苓故居，一个是叶嘉莹先生的“迦陵学舍。”

也许大家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教育家，现在时世变迁，文化移易，对我们还有没有意义？我则认为：这两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比我们现在更为严酷的环境里，执着于为国办教育的情怀，秉持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采用了他们所能采用的恰当策略，开拓了中国私立大学的特别路径，建设了自己特殊的教育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纵然这些经验绝不能照搬，但经过我们的甄别与再造，定然有益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文化建设。

毋庸讳言的是：我们厦门工学院的形成与发展也与开创者的思想、情怀、精神密切相关。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所经营的教育文化，我们办学的成功经验，乃至于我们所经历的坎坷与曲折，也能为中国教育界所关注，甚至于成为后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一个范例。我们更希望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仁，都能愉快，都能深切地认同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更应该研究我们自身，并把历史上相类似的现象的研究作为我们认知自身的借鉴。

所以，我讲这样一个题目。

我在研究中却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陈嘉庚与张伯苓两人的教育人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这些在两个人身上都有体现，当然具体情形略有不同，我以为都非常重要，缺一都不足以成为优秀的教育家。这些已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了。

两人的不同经历：

如果我们再大概了解一些他们两人办学中的经历，我想：我们的敬意就不仅如此了。

他一生出资办了那么多学校，不用赘述，我只说这样几个细微的地方：

集美学校办起来之后，师资极为缺乏，陈嘉庚设法出巨资招徕人才。1917到1918之间，陈嘉庚让弟弟陈敬贤两次到浙江等地延聘教师。创办集美农林学校时，竟然聘了德国留学生1人，美国留学生2人，日本留学生2人。从1924到1934年间，集美学校还设立了“成美储金””，资助毕业生升学或出国深造，学成之后为母校服务。

集美学校当时的名师有国学家钱穆，文学家王鲁彦、汪静之，教育学家朱智贤、罗廷光，哲学家吴康，历史学家王伯祥、杨筠如,生物学家伍献文，经济学家陈灿,地理学家盛叙功,农林专家章文才、叶道渊,画家顾一尘等。

最有意思的是：钱穆之前在江苏的一所小学工作，月薪24元，集美学校给他80元，他就来了。在集美课还不多，闲时都是读书、写书。

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大师，担任过北大、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到香港，1950年创办香港新亚书院，1967年返台湾，1968年获评台湾中研院院士。

而厦门大学竟然能聘请到林语堂做文科主任。林语堂：漳州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后担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等职。曾在1940、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而且还能聘请国学家沈兼士、古史学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等等，真正是群星璀璨，成为厦大文科历史上至今未能超越的师资高峰。特别是鲁迅竟然也在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厦大给鲁迅的月薪是400大洋。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月200到300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而厦大给了鲁迅400大洋的月薪。鲁迅到厦大任教引起巨大轰动。鲁迅还曾经到集美中学演讲过。虽然鲁迅很快又离开厦大，但是，却给厦大留下永久的纪念和荣光。

上世纪三十年代，遭遇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陈嘉庚的企业严重受挫，效益下滑，有人劝陈嘉庚削减给厦大的经费，他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此担忧。”并提出宁可“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说：“厦大自民十年开办,迄余公司收盘,适十二年足,及至交卸共十六年有奇,余支出款项适与当时认捐四百万元数目相符,其凑巧如是。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

这就是陈嘉庚先生的“倾资办学”。

我们再来看看陈嘉庚一生的社会活动。

他在南洋期间，也办学，办报纸，特别是抗战期间，他又不断号召华人捐款支援抗战。最重要的事迹是：

组织华侨机工团，通过滇缅公路，为抗战运送物资。

带领考察团回国考察，先到重庆，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再到延安，看到共产党的廉洁奉公与坚决抗战，最后改变自己的党派支持意向，支持中国共产党。

当汪精卫要与日本人议和的时候，（1938年）他在轮船上发出一个举世闻名的“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他对汪精卫本来还是认可的，厦门大学创办时，曾经聘汪精卫做校长，汪精卫已经到漳州了，广东出事，就又去了广州，未能就职，但当汪精卫投敌求和的时候，陈嘉庚坚决予以抨击。

后来，毛泽东给他题词：“华侨领袖，民族光辉。”

1949年，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被选为委员。1959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意见，如修建鹰厦铁路。

厦门岛内筼筜湖原来是海湾，有人提出截湾修海堤，陈嘉庚不同意，但陈嘉庚去世之后，文革期间，要填海造田，就修起来了。如果那段海湾不堵截，现在的厦门将更漂亮。

陈嘉庚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看看他的《致集美学校诸生书》（1918年）中的一段话：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去世，在中山公园设灵堂，周总理亲自执佛，用专列将灵柩运回厦门，沿路各地党政要员均肃立迎送，到集美后，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

新加坡华侨的挽联是：

后来有了陈嘉庚星，陈嘉庚科技奖等等。

仅一个鳌园石雕、已经成为稀世之宝。

可以说，死后哀荣，遗泽无尽。现在大社村陈姓人家子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律不掏钱，若到外地读书，学费由集美学校委员会出。

有人称张伯苓先生是“中国民办教育第一人”。为什么？我们看他的大概经历：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从军，在海军同济轮上服役三年。看到清政府腐败，认为，只有兴办教育才能救中国，遂弃武从文,到天津严范孙的学馆任教，教授西学。

28岁时，与严范孙一起到日本考察教育，“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回国后，与严范孙创立“私立中学堂。”后建起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时在1907年。

1912年，改为南开学校，担任校长。

1917年，（41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1918年回国，1919年，成立南开大学。开学典礼的时候，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参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遭轰炸，南迁昆明，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分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1946年，返回天津，继续担任南开校长，南开大学改为国立。

1948年7月，72岁时，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

1949年，蒋介石几次劝其去台湾，他都以“我一生的心血都在大陆，不忍抛弃两千多名学生，不愿离开南开学校”为由拒绝。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天津，第二天就到了南开园，兴奋地说：“从前办南开坎坷不平，以后就是平坦大道了，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1951年，病逝于天津。周恩来曾去吊唁。

但是，此后，沉寂了几十年的时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再次进入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视野，被教育界高度评价。

张伯苓先生为人、办学极有特点。

第一、处于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出于同样的教育救国、兴办教育乃国民之天职的崇高信仰，他们都投入于兴办学校的事业之中，而且都是先办中学，再办大学。但是，陈嘉庚是以企业家的事业利润作支撑，创办学校，支持学校发展，一生未介入学校的直接管理。在他的企业大幅滑坡的时候，他也曾设法向社会募捐，共同支持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但是，都没有收到效果。

他的《南侨回忆录》里有这样的几篇：

《厦大第一次募捐无效》

《厦大第二次募捐无效》

《厦大第三次募捐无效》

《募捐理想之失败》。

所以在实在无力支撑的时候，于1937年将厦大交由国民政府接管。他说：

“若政府肯接受厦大，余得专力维持集美，岂不两俱有益，此乃出于万不得已之下策，乃修书闽省主席及南京教育部长告以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

而张伯苓先生，由军人转为教师，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时均无企业盈利支持，他的经费从哪里来？主要靠游说募捐。

据说，张伯苓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极善于演讲论辩，他创办南开大学时，游说总统蒋介石、江苏督军李纯、山西督军阎锡山捐款，均能奏效。

第二、陈嘉庚、张伯苓都主张学校的要务为培养学生之健全人格，但是，陈嘉庚先生只是偶尔与学生有所交流，并在演讲中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或者写信给所聘校长，讲述自己的教育育人观念。张伯苓却长期坚持直接与学生交流。最特殊的是，他创建了一种“修身班”的教育方式，就是每周三下午，都把全体师生集中起来，他亲自做演讲，进行育人教育。据说，张校长每次讲话：“伯苓先生他那魁梧的身躯，洪亮的声音，亦庄亦谐，妙喻如环的言谈，历历如在眼前，娓娓如在耳边。他那用粗犷的语言所讲的深刻道理，他那爱国家、爱青年的热情，他历尽艰苦、矢志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的毅力与挚诚，我们这些他的学生，谁不佩、感动，而铭记终生？”

（见《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黄钰生序言。黄钰生，南开毕业，留美，回国后，担任过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等。）

很有意思的是：陈嘉庚给集美学校立的校训为“诚毅”，而且有一些论述。张伯苓也有过相应论述，他在一次毕业式上讲话说：

他有过人的见识，又有极好的辩才，所以，产生了极大的教育影响。我们来看看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中的一些题目：

《谈戒赌》

《舞台、学校和世界》

《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

《做事应以“诚”字为准》

《欲强中国，端赖新少年》

《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

《办大学之目的》

《中国将来的希望何在？》

《青年的择业、婚姻和信仰》

这些内容都体现着他的教育观念和办学精神。

第三、张伯苓先生非常自觉地接受西方教育文化，他去日本考察教育，去美国学习教育，但同时又主张植根于本土文化，形成自己的办学方案。

他在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提出“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比如说：他在南开大学开办的专业先是文、理、商三科，既而又开矿科、农林科，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还成立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支持具有针对性的高水平研究。特别是在日本侵略东北的历史背景下，把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体落实到收复东北三省的爱国主义教育上。他亲自到东北去考察，他成立“东北研究会”，组织编写《东北地理》作为中学课本，对学生进行教育。很有意思的是，他成立“东北研究会”邀请张学良为名誉董事，张学良为研究会捐了五百元。

这一点，他和陈嘉庚先生都有一样的见识。

第四、张伯苓先生不仅在教育中特别强调体育，而且他本人就是杰出的社会体育运动的组织者、活动家。

1915年，他率运动员到上海参加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1916年，北部学校联合运动会在北京召开。

1917年，他作为总领队，带队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

1930年，作为中国队总领队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1933年，全国第五届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他还担任总裁判等等。

第五：大凡成大事业者，都有严格的律己精神，张伯苓也是如此。

他办南开几十年，募捐了那么多资金，却从不肯坐汽车，一次开会，会场的服务生问他的车号是多少，他随口说：“11号，”服务生就去找，结果没找见，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才明白“11号”就是两条腿。

然而，“为了让教授们在南开安心教学，张伯苓为他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有一次，张学良有事前来找张伯苓，在宽敞的教师住宅区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张伯苓的住处。问了好几个学生之后，终于在南开后面的羊皮市场里，发现了几座简易的平房，“张公馆”就在其中的一间平房里。”

陈嘉庚先生也是这样。

他们是伟大的，他们的精神是崇高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所开创的学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文化。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概括：

陈嘉庚、张伯苓二人的办学精神以及他们奠定的教育文化，既与他们的个人认识、时代需要密切相关，又与他们继承传统的优秀教育文化密切相关。

自从孔子开创我国的私学传统，之后，以卓越精神从事教育的优秀先贤层出不穷，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就在这样一种教育文化中，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仅就集美中学而言，当时学生的语文水平绝不亚于现在某些一流本科生所达到的水平。

我在读《集美周刊》的时候，就有一种想法：当时的集美学校，竟然能编辑出版这样一个“周刊”，每期54页，16开，双色铅印，排版精美，而且发表师生文章，研究论文，文学作品，各个学校的信息。我还特别关注到，竟然出版过《抗敌专号》，还刊登过许多的学术报告信息。

虽然当年的集美学校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学校文化也不复存在，但是，打开《集美周刊》，一种特别的教育文化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集美周刊》从1921年开始出版，一直出到1950年7月，共出版815期，现在完好地保存在集美学校委员会。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陈嘉庚、张伯苓将永远活在中国教育史里。

研究陈嘉庚与张伯苓就像我们研究一切历史人物、历史问题一样，都是为了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陈嘉庚和张伯苓先生之后，虽然他们所创立的学校仍然把他们的精神奉为旗帜，但是，实际上的影响已经被种种现实的需求改变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人物，而且，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整体的教育文化的改变，我们必须研究这种改变。

民国期间是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个时期的民办大学有着很强的独立自主性，换句话说，校主或者校长可以决定自己的办学路径、发展方向、办学策略，当然，更可以以自己的人格精神来影响于一所大学的发展。

张伯苓先生也成立了学校的董事会，但是，他的办学思想，他的人格魅力可以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教职工，每一个学生。

据记载说：每天晚饭后，张家的客厅里都会聚集许多的教师，大家在一起聊天，而许多问题就在聊天中得到解决。很多年后，黄钰生还这样动情地写道：

 陈嘉庚先生多数时候远在南洋，主要依靠信件来和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沟通，而他同样可以有办学的自主性，他的人格精神也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教师和学生。

我看过一篇《集美周刊》的报道，说是陈嘉庚先生要从南洋回来了，已经走到角美那一带了，于是，闻讯的集美学校的学生倾巢而出，跑过大路，跑过田埂，去迎接他们尊敬的校主。

1916年的时候，张伯苓先生在修身课上讲关于学生“怎样改正过错”的问题，说：“我校向章,学生犯规,则予悬牌记过。前以其太苛,故自去秋起,记过者不复宣牌,惟宣布其姓名于预备室,用以养其廉耻。“嗣后凡遇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招往诘问，如能自认其过，且立志痛改，则予以竹签一，书其事于上，名曰“立志改过签”，使随身携带，坐卧不离，以资警励。俟迁善后将签取消，复为无过。”

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个性化色彩，其背后，当然是办学的独立自主性。

而表现在专业设置、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非常明显。

我们研究大学精神，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在这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918年，身穿学袍的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怀携着英国女王的任命书，穿过宁静的剑桥街道，庄严地用铁环在三一学院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道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声音。学院的门房应声慢慢地打开大门，彬彬有礼地问：请问先生来此欲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并将女王的任命书交到他的手里。门房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然后疾行走过‘伟大方庭’，把证书呈交给资深院士审阅。那些身穿学袍的院士仍然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新院长。这就是剑桥大学营造的文化！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她总保持着一种卓然独处的孤傲与镇定。”（吴勇《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汤姆逊（1856-1940），190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8年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

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遥远的神话，不作解读。

我无意于过分抬高民国年间大学教育的水平，但我们至少认为：陈嘉庚、张伯苓等等民国年间的大学开创者非常值得铭记。

民国年间的大学虽有官办、民办之分，但是，社会并没有过分地看低民办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的前身都是民办，在民国年间就已经成为社会声誉很高的大学。目前，世界大学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就是私立大学。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民办学校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复存在。直至1987年吴庆星先生创办仰恩大学起，民办大学才再度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但是，一直处于艰难的生存境况之中。民办大学发展的三大瓶颈：经费、师资、生源一直制约着民办大学的发展和提升。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民办大学要按照公办大学的管理政策参与种种的竞争，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路线决定自己如何办学。我开玩笑说这是把民办大学捆绑在公办大学的战车上一起奔跑，或者是让一个20公斤级的小孩和摔跤运动员在进行摔跤比赛。

这是我们相对而言的。现在全国民办本科大学412所，我研究了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与我们相邻近的本科院校的情况，就明显地看到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是由于自身的欠缺所造成的。

我们刚才讲过陈嘉庚先生的“倾资办学”，我们再看看张伯苓先生。

1924年11月27日，他在南开学校第十次高级集会上讲话，专讲《本校经济问题》：

“大学部计亏四万，然以公债得利故，可少一万，再减去年所亏万余，今年净亏二万余。……故极感困难。

然则因此停学乎！否，决不！吾等绝不能为经济所战败……总之无论如何，绝不会同意失学。汝等尽可沉心静气，专心学业也。”

这涉及到几个重要问题：

 在分析了这些变化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学校的教育文化建设问题：

第一、必须肯定，我们学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希望构建我们自己的教育文化，形成真正强大的发展动能，动机和目标都是正确的。我并不是在公众场合才这样讲，在与一些老师私下交流的时候，也在表达这样的认识。

正像我前边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不建树自己的大学精神，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教育文化，我们不仅会在激烈的竞争中随波逐流，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遇到不可测的危机时就很难健康发展。比如说，国家教育政策的突然变化；再比如说，大学录取生源的急剧减少，像现在台湾许多大学所遇到的一样。

在此，我想表达一个认识：为了建设优质的教育文化，董事长在不同的方面、用许多措施努力推进，也许有一些地方，大家还不完全理解，或者持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但我们应该逐渐认识到这其间包含的深远考虑。

也就是说，我们在管理体制改革、教学改革、全员育人改革、学生管理改革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再加上我们对办学精神的提倡，对校园文化的重视等等综合起来，其实都是想要建构我们整体的优质的教育文化，但是，作为教育文化的建构和探索，肯定还带有思虑不周或者措施欠缺的地方，请大家理解这些举措的初衷，理解它所指向的长远目标，并在接受这些的过程中，坦率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对于学校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蕴含着强大动能的教育文化必然是一种独特的优质文化，必然具有卓越的品质。要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必须考虑如下几点：

1、优质教育文化的建设必须运用科学理性的批判性思维研判我们所处的大的教育文化背景，判断出这个文化背景与我们的发展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系，并作出正确的呼应与取舍。简单来说，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人所不为。

2、优质教育文化的建设还必须勇敢地面对我们自己，并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长处和短处，知道我们的道路应该怎样走。

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讲，希望老师们理解学校的改革和教育文化的建设，但同时，作为学校管理者则要理解老师的不同认识，取得互相之间的充分沟通，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

3、优质教育文化的建设还必须考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事教育的人，特别是学校的开创者和管理者，要想真正发展教育，应该具有两种精神特质，一是理想的或者浪漫的精神特质，有梦想，敢想象；一是理性的实践精神特质。因此，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沉陷在现实的困境之中，为世俗风气所左右，没有主见，也没有自我，只能随波逐流地在一条窄路上拥挤；一种是过于理想化，对自身的现实处境与发展可能缺少应有的考虑。

也就是说：应该以理想为牵引，以现实为基点，清醒而又执着地走向我们理想的境地。

陈嘉庚先生当年把集美学校建在大社的海边，南薰楼下是一层一层的台阶，台阶下边就是碧海白沙。没有大桥，没有海堤，只有鸥鸟翻飞。我遇到过一个大社村的老妇人，她说：我们以前的集美可漂亮了。要建厦门大学时，又把校址选在厦门岛南端当时最漂亮的海边。陈嘉庚有两段文字叙述当时的情形：

《倡办厦门大学》：

校址当以厦门为最宜，而厦门地方尤以演武场附近山麓最佳，背山面海，风景秀美，地场广大。

《演武场校址之经营》：

将来闽省铁路通达，矿产农工各业兴盛，厦门必发展为更繁盛之商埠，为闽赣两省唯一出口。…凡川走南洋欧美及本国东北洋轮船，出入厦门者概当由厦大门前经过，至于山海风景之美，更毋庸多赘。日后如或私人向任何方面购买上节所言校界范围山地，建私人住宅，当禁止或没收之…

这是一个多么富于浪漫想象的规划，而后来也都实现了。可惜的是，后来在前边又盖了那么多房子。厦大称自己是最美校园，如果把前边那些房子拆了，恢复到当年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最美的。

4、优质教育文化的形成必然要经过长期的积淀，而且要在积淀过程中不断自觉地予以修正。

第三、应该清楚优质教育文化需要具备怎样的具体内容，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重点建设。

这是讲建设教育文化的实践行动，没有实践行动，就永远不可能建设成功。但是，这样的实践行动有哪些？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来研究。

我们从2020年6月19日开始，到2021年6月19日整整一年时间的综合改革，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实践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研究，继续反思，以期作出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要建设我们学校优质的教育文化，至少应该继续研究如下的核心问题：

1、具有可供成员分享的主体精神，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而这种精神与价值追求不仅要体现在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分人不断的语言表述上，而且必须在这些人身上最突出地实践着。

这也就是我今天要从陈嘉庚、张伯苓先生讲起的原因。

嘉庚精神不用说了，它已经成为旗帜，成为嘉庚系学校的共同的价值表述，而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张伯苓先生所代表的南开精神，也是如此。张伯苓先生多次明确表达南开人的主体精神，他说：

张伯苓先生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成为南开人共同的精神追求。

2、具有一支能与学校相进退、共荣辱的充满教育热情和奉献精神的、学问与品德优秀的、稳定的师资队伍。

我以为这是一所学校建设优质教育文化的又一个核心问题。

张伯苓先生在1923年时就谈到：

这段朴素的话，非常重要。是说做教师就要有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谋生，那就是要成为一个可以为教育充分地发展本能的人。

南开大学后来与北大、清华共同组建西南联大，有着同样的表现。

这样一支教师队伍，是学校教育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力量，是基本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没有这样的人，优质教育文化的设想就无法实现。

现在，所有高校都在抢人才，这本身是对的。但是错在两点上：

一点是，抢来的人才是作商品交易的，我给你出高薪，你要在几年之内给我拿到什么什么成果，实现什么什么目标。

另一点是，抢来人才之后，却不能提供安心宁静的工作环境，不断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折腾。

我真不相信这样能有优秀的科研成果；更不相信，教师们都在谋项目、谋经费，不把学生放在心上，能够教育好学生。我不是说不要项目，不要经费。

我认为：民办大学更没有必要如此跟风。我们也要引进、招聘优秀人才，比如我们的“百博工程”，但更关键的是让他们稳定、安静，不为生活所困，不为杂事所扰，把自己的才干倾注于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生教育。

我还想说：对于我们学校，建设一支基本稳定、愿意奉献，而且人品、学问多在中上的骨干教师队伍，将是我们建设优质的教育文化、实现发展理想的关键之关键。

在现实情况下，大学师资的流动是一种正常现象，所有的学校都在抢人才，而所有的人才都有可能待价而沽，择优而从。但是，做为学校管理者来说，一定要有强烈的意识：学校不能形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人才思维，一定要有相当一部分愿意长久、甚至终生为你工作的优秀人才。

3、进一步研究我们已经推出的系列特色举措，思考它们的目标设定、路线设计以及保障措施，使这些举措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我们教育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并建构成相得益彰的具有强大张力和持久力的整体机制。

这些已经在渐渐形成我们教育文化的重要体现。只是今天，我还没有时间和足够的认识谈到它们，留待以后再和大家交流。

由此，我再谈谈优质教育文化的建设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建设怎样的教育文化：

这些目标的实现与否是任何目前流行的考核办法都无法鉴定的，唯一鉴定的办法就是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对学校的真实感受。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另外两件事情：

一个是：前几天看电视剧《功勋》，在关于孙家栋先生的那一段里，孙先生作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师，费尽心血，在卫星造出来之后，却发现超出设计重量三公斤多，那是不能出厂上天的。他研究之后发现，原来卫星里一百多个不同的部件上，都被热情地镶嵌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毛主席像章，一百多个，正好超重三公斤多。怎么办？他犹豫之后，果断下令“拆”，却被工宣队视为政治问题而停职。卫星送去酒泉发射，也不让他去。卫星发射时，他这总设计师却只能在街头遥望星空。

看到这里，我不仅潸然泪下。我想，这可以做为一个教育的寓言：教育也就像制造卫星一样，不能因为某种意念便给它强加许多额外的东西。卫星的重量设计是与火箭的推力、星体的结构、材料等等密切相关的，一旦超过设计重量，带来的很可能是灭顶之灾。卫星不是超载的大货车。

还有一个是：前几天，随董事长等人去附属学校参加他们的校史展厅开幕仪式，再次看到他们的校训“品学力行  从容成长。”我给赵校长说：“你的从容成长的提法太好了。”

“从容成长”，是非常珍贵的教育理念。“从容”在这里不是行为徐缓的意思，而是指一种心理状态：理性、淡定、包容、舒缓。但绝不是消极对待，无所追求。而与从容相反的是焦虑、窘迫、排斥。

各位，在这里我不想讲过分的话，但我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孩子需要“从容成长”；我们的学校需要从容成长；我们的老师需要从容成长；我们的国家更需要从容成长，可是，我们总是处于无尽的焦虑之中。

“从容”应该是一种优秀的教育文化理念，当然不是唯一的。有机会的话，我想研究这个题目，就叫《从容教育论》。

谢谢大家！